现在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哪些力量构成在推动着中国古代文论向前发展？然而需要进一步探讨才能触及到本文的主旨归：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跟基在史？前文已经论证过，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基本力量是在想将文学引入道的政教力量。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呢？这就要借助“史”的力量了。在那些持政教中心论的文论家往往是祭出“道”的大旗来打压文学的形式主义、文学的审美主义。那么“道”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威力，为什么具有不言而喻的“合法性”，为什么“道”会这样无往而不胜呢？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史”的力量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比如韩愈就认为他所说得道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就像是禅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灯录谱系，韩愈在这里也为“道”的传承创造了一个系统，“道”的衣钵故如是相传。而这种谱系所做的排序与推论在后人看来却是无可争辩，令人信服的，这就是“史”的力量，当然这种谱系也的确是有经典文献作为支撑的，并非毫无依据。

　　但关键的问题是：古人为何如此信“史”？以至于现在我们都要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根基追溯到“史”？个人觉得这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展的特点有关。上古时期的中国在没有经历过氏族社会的充分解体就进入了农耕文明，中国古代社会是个早熟的社会。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依然迈入农耕文明，但其氏族社会的特点也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而氏族社会维系其稳定的根源在于血亲，故而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血亲，重视祖先（祖先是血缘的开创者，具有崇高的地位）乃至儒家思想的立论的基础就是在血亲基础的“人情”。这实际上可以解读为来自远古祖先的“集体无意识”所发生的效应。这只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所做的一个解释。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论述到：“还是像殷商一样，周人对于祖先之保佑依然十分重视，只是他们进一步认为。除了“天”的意志是价值的终极依据之外，“人”的感情也是价值的合理依据，于是亲情及其向外扩展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血缘及其应有的远近分别是社会秩序的本原，而“礼”则成了社会人同的象征性规则，凭借这套规则，世界确立了秩序。”所以，个人认为，对史的信奉乃至崇拜（实际上就是“史”的天然合法性的来源）的根源在于对血亲及祖先的信奉与崇拜。因为祖先的确认、祭祀是通过追叙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史”这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样一种叙述文体的叙事方式恰好是追叙，故而，通过这种方式，史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每一次通过祭祀对祖先的追认，都暗中加持着“史”的这种合法性。

　　论证到这里，我们完成了第三个问题：即史的天然合法性的来源。由此上溯，正因为史具有这样的力量，故而韩愈、道学家、政教中心论者需要通过编排具有史的样态的谱系来为“道”的 合法性进行论证，而政教中心论者又通过频繁地祭出“道”来为自己的文论主张构建合法性，结合上文的论证，我们确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根基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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