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提到的第一章之外，《老子》在其余的章节中也多次使用类似的对偶结构，如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8]这种一正一反的对偶结构在《老子》的议论性部分占有较大比重。在直接阐述观点或者进行定义的时候（即说明性部分），《老子》常常采用三言或四言的短句，为了加强说明效果，又将结构相同或相近的短句进行累叠，从而形成与《诗经》四言诗结构相似的短章。例如《老子》第十一章[9]：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一章以三个结构相近的句子进行排比，最后用一句总结性的话作为结句。前三句不仅在表意上相同，“当其无，有……之用”也是完全相同的累叠。这同义累叠的结构，与《诗经》中的某些章节是非常类似的。例如《诗经》中的《郑风·将仲子》[10]：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以及《秦风·蒹葭》[1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老子》的部分章节在句式结构上与《诗经》中的部分作品相似，不仅以四字左右的短分句为主，而且对由短句组成的长句进行同义反复，形成以累叠为主要特色的意蕴悠长的歌咏结构。这是《老子》区别于其它诸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在行文节奏上的诗化特性和声韵上的诗化特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大多数的章节中，押韵现象和类似诗歌的句式结构同时出现。例如《老子》第九章[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12]：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盈室，莫之守（幽部）也。

　　富贵而骄，自遗咎（幽部）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幽部）也。

　　后三句不仅在句式上相近，而且押韵。这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凤毛麟角，却是《诗经》中的常见现象。例如《诗经》中的《周南·桃夭》[13]：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鱼部）。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鱼部）。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质部）。之子于归，宜其家室（质部）。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真部）。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真部）。

　　经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老子》无论在声韵上还是句式上都与先秦时代的诗歌作品存在相似性，这说明《老子》在语言形式上具有一定诗化倾向。但语言风格并不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类型的唯一特征，因此要探讨《老子》的诗化现象，还需要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表达方式来看，先秦诸子散文的创作动机都是阐述某种理念，因此通常采用记叙和议论两种表达方式，在涉及某些原创性概念的时候也会有少量的说明。早期的诸子散文以语录体和对话体居多，如《论语》、《孟子》等，都是对人物言行的直接记录，记录者本身并不对记录的事实加以评论和说明，议论和说明都于对话中完成。后期的诸子散文以长篇的正面论述居多，如《荀子》《韩非子》，善用比喻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表达方式上看是以记叙加议论为主。而《老子》与这些散文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很少使用记叙这种表达方式。在五千字的篇幅中，《老子》没有对哪怕是一件具体的事进行记叙，它提出观点，然后解说观点，有时用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论证，却也并不记录前因后果，只描写一个现象、截取一个画面。与淡化记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抒情手法的运用，这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很少见的。早期以记叙为主的语录体、对话体先秦诸子散文自然缺少抒情，而后期的诸子散文在突破对话体限制的同时虽然也开始运用抒情手法，但主要的表达方式依然是记叙和议论，从篇幅上看，抒情尚排在说明之后，只占全文的少量篇幅。

　　以《庄子》为例[14]，在每一篇当中，抒情基本是在结尾部分出现，并且只有数句，而《老子》中的部分章节却是通篇抒情，例如《老子》第二十章[15]：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这一章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偶有议论，也是以抒情的笔调完成。这一章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淡泊而遗世独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对比其它的散文作品，这种行文明显更接近于诗歌，尤其是后来的《楚辞》，在表达方式上与《老子》非常相似。例如以下《离骚》片段[16]：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由此可见，《老子》在表达方式上也体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

　　再来看表现手法。在这一点上，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比兴是中国诗歌创作中独有的表现手法，同样成书于先秦时代的《诗经》就以“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为主要特色之一。然而在隶属散文体裁的《老子》当中，同样可以看到比兴手法的运用。例如《老子》第三十六章中有这样一句话：“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7]用“鱼不可脱于渊”起兴，引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观点，就是典型的比兴手法。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老子》在表现手法上也呈现出了诗化的特质。

　　综上所述，《老子》在音韵、句式结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倾向，可以说，《老子》是一部诗化了的散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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