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0中央明确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积极意义，开始主动推进联产承包制时，却出现了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抵制包产到户的现象。一些发达地区农业产量相对较高，农业基础好，所需农业投入大，如果采用包产到户，可能会减少农业投入，损害原有农业基础，同时，发达地区征购任务大，通过公社制度对社统一管理可以较好的完成征购任务。由此可见，在中国特有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同时作为内输入的主体发挥着作用，一项议案能否成为政策并有效贯彻下去，不但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问题意识与政策倾向，而且取决于地方、行政组织领导对自身角色的认同感。　

    四、“内输入”与政治动力

    通常，我们会以“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来形容一项政策的发起，以说明这项政策的最初动力来源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公众。如果由政府首先发起，则称该政策是“自上而下”的；如果先有广泛的公众需求，而后才制定的政策，则称该政策是“自下而上”的。显然，联产承包制属于后者。农业生产制度从集体指向联产承包之变迁原本不是政府意图，1978年政府意识到，增进农民的激励核心是要解决对体制下的管理问题，然而，政府在那时认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给单个农户承包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因此，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受到禁止的。不过到1978年底，有少数生产队，首先是秘密地，而后得到地方政府默许，开始尝试将土地、其他资源和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户。由于承包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府逐渐承认了这种责任制，但仅限于边远山村。到1981年，政府终于转变了对联产承包的看法，联产承包才成为合法。对于这种变迁过程，经济学家林毅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但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只是说明了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而内输入则说明的是制度变迁的政治机制，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力只有通过内输入的途径才能对政治经济变迁起实际作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政策过程是由政府自身进行利益的聚合表达。政治动力构成了政策形成的客观环境，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制定由国家统一规划，社会利益没有分化，政策大多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政策环境与内输入的政策过程基本相一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改革的步伐快于政治改革，“自下而上”的政策要求增多，政策制定的社会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内输入”的主体多元化，满足改变了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们的社会期望的增长。“内输入”中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与表达将不可避免的造成政府在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面对这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和自下而上要求的日益增多，政府是否满足于纯粹的回应作用，以及能否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的要求，是当前政治决策面临的问题。随着中介机构的增多，利益综合的功能将部分由之取代。因此，在“自下而上”政治动力日益增长的转型时期，建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立一个与之相配匹的有效的“内输入”模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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