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三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任重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取代陈永贵的角色。这标志着中央农业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至少是为这一转变完成了人事方面的准备。

    2．进入议题阶段（1979．1?/FONT>1980．9）

    这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为开端，到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发布为止，是各种势力和思想不断较量互动的结果，其中伴随着中央人事的进一步重大改组。

    从1979年到1980年，中央高层政治经历了重大改组，主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万里、赵紫阳和主张改革的领导人，如胡耀邦、彭真等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而主张农业学大寨，反对包产到户的原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则被撤除领导职务。

    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中央议题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事理论和政治研究的学者对包产到户性质的讨论，一是万里、赵紫阳等主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高层领导进入中央决策层，直接推动联产承包政策的出台。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涉及面广，加上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在联产承包取得合法地位前，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转换时期。

    从学者对联产承包的关注来看，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关于承包责任制的有分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和文章。郭崇毅1979年8月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肯定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在1979年10月的《包产到户问题应当研究》中，从理论上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必要性。1979年11月27日至12月5日，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举行学术年会，对包产到户等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予以肯定。 对联产承包性质的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党政机关也对此给予了重视。国家农委大多数人表示要按中央文件办，并在其农村毕业论文http://www.751com.cn/  工作杂志上发表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在此影响下，各地方党报也发表了否定和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而万里的指示下，新华社安徽分社却发表了《不要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的文章，作为对农委文章的直接回应。

    万里进京后，把关于联产承包的争论向邓小平汇报，在邓小平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下，中央决定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深入不同地区和社队，对包产到户进行调查研究。1980年6、7月，调查人员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调查报告，肯定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9月14 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第一次集中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应当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不同方法，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的一种必要措施，并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纪要作为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印发。 至此，包产到户的性质被确定下来，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得到肯定。但是，它只是奠定了联产承包合法地位的基础，因为这时包产到户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发展生产的权宜之计，局限于边远贫困地区，但这一时期关于包产到户性质的讨论表明包产到户已经进入中央决策议程并且形成了基本的政策框架，剩下的就是全面推进的工作了。

    政策合法化阶段（1981--1984）

    75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从局部的、自发的进入了上下联动，整体推动的过程。1982年至1984年中央公布了三个一号文件，除了突破富裕地区也要搞联产承包制以外，将联产承包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下来。

    这一阶段自上而下的主动作用表现为中央对“发达地区要不要包产到户”问题的疏导与解决。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以本地经济较发达为缘由，拒绝实行联产承包，并且援引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为依据，申明发达地区可以不搞包产到户。但是，1980年下半年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否定、权宜之计变为全面推进，因此，对抵制包产到户的地区干部进行了教育和说服，形成了包产到户从边远落后地区包围中心发达地区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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