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霸权”是“文化霸权”。即政党要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的领导权，得通过非强制、反暴力的形式，宣传政党意识形态，不断内化、渗透到至市民社会并征得市民社会的同意，从而树立在市民社会中的权威和获得市民社会的服从，最终确立自己合法的领导权地位。

　　在“文化霸权”理论中，大众媒介可谓是“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与矛盾重要平台。知识分子就是在大众传媒的生产者、传输者以及阐释者也就成为参与文化霸权斗争和创建的产物。由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看出，意识形态受制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仅仅局限在意识形态上，而现实中大众传媒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植根于其中，却不相等。

　　2、过渡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思考论文网http://www.lwfree.com/  

　　威廉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阐释对英美批判传播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霸权研究、传播研究及至电视研究中探寻着文化场域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和霸权的再生产，正是这种关注文化而不是一味回归意识形态的探寻，唤起了后来者对支配这个文化场域、媒介场域的特定利益的关注。[3]因此威廉斯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者的作用。

　　威廉斯认为，霸权是一个非静态结构，它是一个动态的抗争、协商、斗争的过程，“文化霸权”不仅仅只是包含，同时并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两个概念。霸权具有多样化的特性，统治模式非单一化，也依赖不同的体制以及市民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是没有单一模式的，在对霸权的对抗、挑战和斗争的同时，也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对霸权进行肯定，进行部分地巩固统治。

　　威廉斯的斗争、挑战和对抗的霸权模式在某些方面与布尔迪厄的权力斗争“场域”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权力主体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但是与外在的因素间既有联系又独立，既能够有自己的实施法则既有自己的实施法，同时也会与其他位置的权力进行交换。二者皆是为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场地，既有统治的性质也有抵抗的特性。

　　3、创新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

　　霍尔的文化研究新范式为媒介霸权理论开启了新的创新性的理论价值。霍尔建立的霸权理论新范式，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转向具有引领作用。

　　霍尔在其著作《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总结概括到，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的两大范式。然而二者却无法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霍尔提出，“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使其非常接近于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4]霍尔以变化的、动态的霸权理论去深刻理解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对静态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弥补，用阶级的、对立的霸权理论对理想的文化主义进行警醒。

　　二、“媒介霸权”的现实向度

　　“媒介霸权”的现实向度的起源为威廉斯“文化即生活方式”的开放性霸权思想和霍尔“文化即意识形态”的同一型霸权思想，媒介霸权理论作为媒介批判研究取向，是对这两种不同维度进行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拓展。葛兰西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包容、妥协和让步于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意识形态会因这暂时、部分的胜利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和反叛性，最终会被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滚滚洪流中。[5] “媒介霸权”理论是在延续葛兰西“霸权”概念的同时，以时代视角和忧患意识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中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进程提供了一种视角去探讨媒介在帝国、话语、技术等层面的霸权形成和相互交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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