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 第4页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严文明先生1982年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根据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轮廓，指出：“它们很象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象波浪一样的逐级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4层的年代最早，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这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于70年代出土了大量水稻遗存以后，中国学者以考古文物的实物证据，探讨稻作起源的最初尝试，无庸置疑，河姆渡遗址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在当时来说，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稻谷遗存，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它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对此前有关稻作起源于印度的说法的冲击很大，许多学者的目光都投向中国的河姆渡；对日本学者前此倡导的稻作起渡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其次，对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发祥地的说法，也是一大冲击，此后人们提出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国民族的发祥地的新概念。因此，国内和国外有许多人都相信长江下游是稻作的起源地。但是，在80年代末期，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出9000年的稻谷遗存之后，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说法便又发生了动摇。然而我们认为，人们还不应该忘记，河姆渡遗址干栏式的房屋建筑乃至榫卯结构；大量骨耜的出土等都说明，该遗址的稻作农业已经超过了火耕阶段进入耜耕阶段的事实，它说明在此前必然有一个较长的火耕阶段，如果在某一天在长江下游地区了现了早于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人们是大可不必为此而大吃一惊的！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对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的评论
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被誉为1989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因为它再次证明长江流域有相当于中原地区裴李岗遗址或早于该遗址的古老文化。彭头山稻谷遗存的发现将中国的稻作历史推前了2千年，这应当说是考古学界的一项重大成就。此后就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如青年学者山西省平陆县博物馆馆长卫斯在1994年“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就提出了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新主张。他“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对史前稻谷遗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其结果是：（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 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栽培，而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一直到新石期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栖、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缓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 卫斯能从野生稻的分布，文化谱系的连续性，以及考古学提供的稻作遗存等多方面的依据来确认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地的方法，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这就是把彭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看作是“最早”的稻作遗存，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不应忘记，在80年代初期，许多人都把河姆渡遗址的稻谷遗存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稻谷遗存，并以此作为论证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依据，但是，在彭头山遗址出土了早于河姆渡两千年的稻谷遗存以后，起源于长江下游说就发生了动摇。由此可见，这个“最早”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预期今后不会再发现更早的稻作遗存。这就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发现彭头山遗址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启示还告诉我们：考古学的资料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它具有实证性和局限性这双重性格。这是由考古资料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双重性所决定的。就其必然性来说，这些稻谷遗存，不论发掘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反过来说，考古工作者现已发掘的考古遗址，都是在偶然的机会中所发现的，在发现遗址之后，发掘遗址之前，这个遗址究竟能出土一些什么遗存，也是事前所不能预计的，由此可见，它的偶然性是很明显的。它既然有如此明显的偶然性，我们如何能断定那处遗址是“最早”的呢！
对起源于黄淮流域说的评论
北京年轻的历史学者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一文中，根据《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 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认为“益”是种稻技术的传播者，又根据《史记·秦本纪》考证“益”即伯益，又作“大费”，又考证“费”字是“秜”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因此，认为大费及其先人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创始人。又考证大费先人所居住的鲁南、鲁西、苏北等地都是卑湿多水之地，有野生稻的分布，并把大费所处的唐尧时代定为全新世中期，距今约8000--7500年左右，而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稻谷距今为7885±480年，早于河姆渡遗址。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800年。”他的观点在发表当时并未引人注意。但是，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距今7000--8000年前的稻谷遗存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李江浙的看法，不能不对黄淮流域也有可能是中国稻作起源地之一的说法另眼看相看。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现代的野生稻考察中，可能没有野生稻的分布，但是，七八千年以前，即全新世中期，黄淮地区的气温逐渐升高，据古气候研究，距今7000~4000年间，这一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其降水量和自然景观同现今的长江流域相似，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喜温植物和动物就是证明。因此，我们还不能断言这一地区在七八千年以前也没有野生稻的分布。实际上江苏连云港地区至今仍有野生稻的分布；河南汝州李楼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有野生稻谷出土。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对其他稻作起源说的评论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种稻作起源说之外，还有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的印度起源说，以及日本学者渡部忠世的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说，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的云贵高原起原说。我们认为，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乃至黄淮流域大量史前时期的稻谷遗存发现之后，这些说法都显得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了。其一，中国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为9100年，比印度最近出土的稻谷早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印度马哈加拉80年代出土的稻谷遗存，其年代分别为6570±210年B .C；5440±240年B .C；5430±185年B.C）。因此，从目前考古文物的实物证据来看，没有中国稻作从印度引入的证据；其二、云南的野生稻普查结果证明，该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多为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只有局部地区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而贵州至今尚未发现野生稻，因此，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就缺少实物证据，并且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稻谷遗存较少，年代较晚。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