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这里记述的是巴人叛楚之役，巴对楚用兵的那处，考定在今湖北钟祥的旧口;津，古为津乡，在今江陵与枝江交界的万城附近。巴人叛楚后，虽以楚师败北告终，但由于巴、楚从根本利益上考虑，故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破裂，相反却更加巩固。

　　巴、楚联合作战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灭庸(今湖北房县)之役。《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记:“庸人率群蛮叛楚，麋人率百濮将伐楚。楚与庸战，七战皆北”。正当危难之时，巴师驰援楚师，迫使群蛮叛庸从楚，反败为胜，从而合围灭庸。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的大片地方，消除了楚的后顾之忧，而且还为尔后的疆域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此时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鄂西北，占领庸之地，深人到大巴山东缘，并夺取了庸之鱼复(今重庆奉节)，得以染指川东，为日后南下转人川东造就了立足的基地。

　　楚庄王灭掉劲敌庸国之后，接着又北伐陈、宋和陆浑之戎(均在今河南洛水上游)，遂至洛，问鼎中原，观兵于周郊，威慑周王朝，摆出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架势，于是楚便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北进的势头达到了高峰。故《韩非子·有度》说:“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国兵力所向无敌，国势也从此日渐强盛。这时，巴国也已变成了楚国的附庸国了。

　　到楚共王时，巴与楚又发生了婚姻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日:‘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埋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太室之庭。”参与此次选择楚国君接班人的重大机密的巴姬，就是属于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巴国的贵族妇女，因此才有巴姬之称。

　　《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巴师伐楚，围鄂(襄樊北)，楚大军迎战，大败巴败于鄾。”此后，巴、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合再未见诸于史乘。这表明，在进人春秋晚期之后，巴、楚联盟不复存在了。

　　由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而惨败，难以恢复元气，而对步步逼凌的楚国攻势已无法抗衡，这就决定了巴在汉水大巴山之间已无法立足的严峻局势，致使巴国不得不弃土南迁。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巴国势力最终从汉水流域消失了。

　　进人战国时代，巴、楚经常发生战争，史称“巴、楚数相攻伐”。这时，两国王室之间虽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驰援过巴将军蔓子，以救巴国的内乱。但其婚姻远非昔日的政治联姻。而楚之援巴，又必须以巴献出土地和城池作为代价。这时的巴、楚关系，本质上是取决于各自的利益。尽管巴、楚时有来往，但却不可避免的经常发生战争。巴为拒楚，在长江一线连置三道防线，即江关(今奉节)、阳关(今长寿)和弱关(今秭归)。但此时巴的势力已是一蹶不振，而楚则正如日中天，长江天险也阻挡不了楚师西进的步伐。《史记·秦本纪》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时奉节以东的长江三峡地区已尽人楚之版图。巴在失去江关之后，东方大门向楚敞开，无险可守，其势力已从根本上削弱了。

　　降至战国之时，巴在楚的逼迫下，防线逐渐西移，把都城也迁至江州(今重庆)。并建立了一个较大的领主制国家。对此，《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此后，巴、楚两国经常在长江的江关、捍关“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防捍”。此时，巴国范围，《巴志》有简括的叙述:“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到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西接黔涪。”由此可知，巴地范围，基本上是在今四川和重庆境内。其次，鄂西、湘西、贵州遵义等某些地方也是巴人活动之区。

　　作者简介:高应勤(1933一 )，男，湖北蕲春人，宜昌市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巴楚历史文化考古研究。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