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太白山麓华顶峰下，这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以古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古寺。这里的舍利殿供奉着佛祖舍利，因此在佛教拥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开放的宁波，佛教气息也是尤为浓厚的，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天堂”有双重含义：一曰佛教寺院之多；二曰环境舒适似天堂。东临海天佛国普陀，西近东南佛国杭州，宁波亦佛寺林立，素享有“四明三佛地”之美称。五步一寺，十步一庙，或许夸张，但也描绘出了宁波地区佛寺之密。据统计，全宁波境内有佛寺庵堂2456座 ，数量之多，几乎与杭州不相上下。

（二）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于宁波佛教研究较少，于宁波佛寺甚至阿育王寺研究者甚微。

由于阿育王寺在历史上多次毁于火，学者对于阿育王寺的研究史料少而乱，多来自以下三本著作：由明代释傳燈所著的《明州阿育王山志》；明朝郭子章所著《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元朝袁桷等撰《延祐四明志（卷第十七 释道考中 鄞县寺院 禅院）》。《明州阿育王山志》和《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作为阿育王寺山志是专门为其所著，内容详尽，是学界研究阿育王寺的主要的参考书目，但是由于成书时间距离六朝阿育王寺始建的时间远，在内容上的可信度存疑。《延祐四明志》撰于元代，作为一部地方志，其内容可信度较高，但著作涉及内容繁杂，范围广，阿育王寺在书中的记载所占的比重较少。对于阿育王寺的始建时间，学界存在两种说法：《明州阿育王寺山志》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壬寅（282），有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弋猎为业，病死，见一梵僧谓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甚悯汝。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苏，改业出家，更名慧达 。”以此推断，阿育王寺广利寺始建于西晋；《延祐四明志》云：“阿育王寺为东晋义熙元年建 。”同时唐万齐融在《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中记载：“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之所置也。”又在《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并后记赠答诗》 中也提到阿育王寺建置的时间为东晋义熙元年。以此，一般认为阿育王寺为东晋时所建的真实性较高。单从对于阿育王寺始建时间的记载方面来看《延祐四明志》的可信度的确要比《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高，那么对于《浙江省明州阿育王山志略》的其他内容的可信度也是所有疑问的。

学界对于阿育王寺的研究多基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桑文磁先生于1991年在《宁波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的往来》和《阿育王寺与海外佛教界交往的历史》，两篇文章内容相似，记述了从唐天宝二年（743），日僧荣睿与普照，来华邀请鉴真大师赴日，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 。第一篇的记载更为详细，这是在现代少有的专门为阿育王寺所撰写的文章，但基本都是史实的记录少有评议且桑文磁先生认为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作为专门的学术著作，对于阿育王寺之始建的时间确定不够谨慎。张德华先生于2005年在《东方博物》上发表的《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 ，探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鄮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海上门户，日僧也主要经宁波明州港进出中国的情况。文章探讨了对唐宋时期鄮县与日交往、与日本佛教的因缘关系等，内容详尽，史料丰富，对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扩充了内容，但其所写佛寺属于鄞县范围，所以并未特别突出阿育王寺的地位。1997年林正秋先生发表于《海交史研究》的《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中说，唐宋是浙江与日本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交流尤具特殊意义，其中也涉及到浙江多个佛教寺院，阿育王寺作为重要的一环其作用不可忽视。但此篇文章的佛教是以天台宗为代表进行中日文化交流，阿育王寺并非主打天台宗所以在整个篇幅的比重较低。1998年杨古城先生在《宁波党政论坛》上发表的《鄞县古寺与日本建筑国宝——东大寺》 对阿育王寺与日本东大寺寺院建筑方面的交流进行了阐述，点明了阿育王寺对日本东大寺重修后寺院建筑的影响。这也是从建筑方面，以小见大说明了在中外佛法交流过程中阿育王寺体现出的重要地位。同时频繁的往来促进了中日的友好关系，阿育王寺与日本东大寺正是作为友好关系的见证。 隋唐五代时期宁波地区佛教寺院的发展以阿育王寺为考察对象(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64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