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服务能力视角下的“城市病”的诊断与治理(5)
。其
次，做好预防工作，遵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规律,总结和借鉴以往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经验教
训,从区域和城市角度,高瞻远瞩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也十分重要。总之，城市需要有计划的、
科学的发展。
许晓青在人民文摘上发表的“大城市病如何化解”一文中指出，治“病”要靠制度，治
城要有“法商”，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病的治疗手段，第一是治理需要顶层设计，需要
统筹规划，更需要立法保护，制度先行；第二是城市病形态各异，必要时需要区别对待，逐个击破；第三是要善于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来给城市治病，让公民充分参与[12]
。所以，城市的
病态发展迫切的需要广大学者、国家政府、普通民众等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寻找各种各样的方
法去解决它、改善它。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对待城市病，而不是因噎废食，把发展迅速同病态
发展对等起来，不能为了给城市治病，而使城市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城市化越发展
并不意着城市病越严重，城市规模越大也并不意着城市问题越严重[13]
。要针对不同的城
市发展状态和现有问题对症下药。
1.2.3 国外对公共服务的研究概况
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就是城市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研究公共服务能力问题首先要
对一个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效率进行研究。就国外学者而言，在公共服务产品
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基于一定的理论和数据支持，十分具有说服力。
（1）关于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
公平和效率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公共问题研究的热点，也是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两个重要
目标。迈尔斯认为,由于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存在差异,因此这两个目标无法避免地会发生经
常性的冲突，一旦政府制定了提高效率的政策，其公平性就难以把握。与此同时，那些能够
促进公平的政策，往往在经济发展中造成效率损失[14]
。从宏观上看,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和供
给效率之间的选择和取舍问题是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质所带来的必然问题，针对新公共管理在
效率追求上的片面性，Paul Feuerstadt 指出,“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他们追求的
唯一目的,而存在于管理学中的效率优先的传统并不完全适合于公共部门[15]
。但从微观上看,
在尼古拉斯·亨利的研究中发现，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指的是以最少的资源完成工作任务，
追求最优利用，寻求投入与产出比的最大化。因此，国外的许多实现更加平等分配的相关福
利政策往往是以降低效率为代价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