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控制取代了市场自由、市场交易，在这种强大的指令性控制之下，人的自利性实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当西方自由竞争、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被引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带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人性深处的自利性被放大。正如学者所说，市场的本质即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强调物质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是普通民众也表现出极大的追逐个人利益的动力，更不用说掌握着社会权威资源的官员了。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日渐拉大，据新华社研究员估计，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可能达到0.5。这种利益分配的格局一方面是社会仇富心理的根源，也在深深地刺激着官员的不平衡心理。正如河北落马高官李真所言，官商财富的对比是刺激很多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原因。商人必须依靠官员手中的审批权等诸多权限才能进行生产、致富，也就是官员手中的权限决定着商人的财运，然而，这种权力上优越感却无法取代经济上的落差感，这也就致使了权钱交易。

　　而这一点，似乎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腐败的高危群体往往是指望着某个县或者某个特定领域的资源的一把手，为什么拥有行政权的官员比其他公职人员更加容易腐化堕落，为什么东中部的腐败问题远远比西部地区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原则原本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4]。正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这种经济崇拜的心理，因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与等价交换的原则被平移到了政治生活中，也即所谓的泛市场化。在这里，政治所追求的价值--公平与正义，被利润最大化所取代，腐败应运而生。

　　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工程、建设、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孕育了中国大批的贪官。

　　3.信仰缺失与道德失范

　　传统的中国人信仰即最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释了古代社会诸多无法解释而被认为是神意的谜团，也打破了人们心中最初的那份敬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的行为失去了信仰的约束。

　　当然，中国人信仰的缺失不仅仅是因为科技打破了最古老的敬畏，这与建国初期以政治替代信仰也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建国初期的老一辈管理者而言，他们亲历新中国建立的艰难历程，所以，即使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份信仰也能支撑着他们不懈地为人民服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却没有任何征兆，相反，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里却暴露着新生事物的诸多问题，而且显得遥遥无期，共产主义似乎正被证明只是个理想状态，信仰危机呼之欲出。

　　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当市场经济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时，人们思想里岌岌可危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堪一击。

　　孟德斯鸠说，德行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法则 [5]。正是由于公职人员心中缺少了那份对信仰的秉持，所以，无形的道德约束也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这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公职人员的理性人本质在物质利益面前也得到了放大，腐败、权钱交易的产生也就能得以解释了。

　　当然，当我们看到这种信仰的缺失和道德划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官场文化时，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于前文所展示的牵涉领域多、涉案金额大、覆盖地区广的腐败现实了。

　　四、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腐败问题也显示出了其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从既有的统计数据来看，它呈现出了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等特点。

　　而深究其原因，市场经济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崇尚物质与利己主义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官员普遍的经济崇拜心理，甚至将市场经济的原则运用到政治领域，造成了所谓的政治市场化，权钱交易频发。另外，市场经济也加剧了官员的信仰危机，道德约束的力量微乎其微。

　　当然，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问题 第2页，并不是为了否定市场经济，而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认清反腐工作所处的背景，进而更好地开展反腐工作。

　　五、参考文献：

　　[1]新华网，中纪委通报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R/OL]，
　　[2]半月谈，反腐败数据一览（2009），
　　[3]国家预防腐败局，

　　[4]杨桂华，转型期精神迷失现象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5]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8。 [1]新华网，中纪委通报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半月谈，反腐数据一览（2009）， [2]国家预防腐败局， [3]杨桂华，转型期精神迷失现象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1-19. [4]杨桂华，转型期精神迷失现象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55-56. [5]《社会契约论》，卢梭著，商务印书馆，2008，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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