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工潮”日益显示出“移民潮”的倾向，在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两个方面，都开始萌生出一种“时代觉醒”。农民工的内部在发生代次更替，新一代的农民工比起父辈受正规教育的程度更高，思维更活跃，也更具有主观意识和独立精神，对融入城市的要求更强烈。据上海市2004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农民工群体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平均年限为5年半，有90.7%的农民工表示“如果政策允许，我愿意长期移居上海”，只有不到10%的农民工表示现在还说不清。农民工中的许多人已经会说上海话，可见其文化适应已到达了一定的层次。（文军：《制度、资本与网络：上海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分析》，学术中国网）在城市社会这一面，已经认识到这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城市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农民工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不断壮大，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最终定居城市。城市必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同时也必须解决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否则，由此引发的根本上起因于文化冲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成为城市稳定与和谐的一大隐患。城市社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

　　前文提到，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 第2页，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接受与适应，但是，从过程的实现来讲，城市社会更应该发挥主动的作用。因为农民工的文化背景比较落后，受知识水平、阅历识见、生活方式的局限，他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考虑问题往往凭直感经验而缺乏理性，因此不能寄希望他们对于城市文化适应有多高的思辩悟性与文化自觉。正如当年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样，以城市先进文化对农民工进行教化，为他们补充文化的养份，唤起他们的城市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文化适应自觉，这是必须的途径。同时，城市社会在这方面的主动作为，根本上也是自身利益所系。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实际上是对城市人力资源的一种投资，既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能产生“外部收益”：城市社会秩序好转、风气优化、社区安宁等等。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的主动作用，其行为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行为主体层次的这种划分，取决于各个社会阶层掌握城市文化资源的程度。首先，政府掌握着最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同时掌握有引导、组织社会性资源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对农民工的文化教化上理应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其次，企业的文化资源除了有文化人才和一定的文化氛围外，主要的是拥有资产，可以用资产购买需要的文化资源。值得指出的是，企业购买文化资源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养，并非是额外的成本负担，而是使用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必要付出。此外，因企业使用农民工往往还带来各种社会性负担，如城市卫生、治安、计生等等，这都应视作企业的外部成本，只不过基本上都转嫁于社会负担了。从这一角度讲，企业对于农民工的城市化作一些付出，以作为对外部成本的负担也是必须的。其三，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拥有各种文化资源的状况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缺乏优势和加以集中组织的能力，其直接作用比较有限。根据以上分析，对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 第2页，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从自身职能出发，运用公共文化事业的资源为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养服务，在农民工素质问题比较突出的今天，资源配置更应向农民工倾斜。政府还应利用自身的公权力和公信力，作出相关的制度设置和社会倡导，比如与农民工有关的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服务规范；开展农民工文化活动的投入机制；农民工教育与文化生活改善纳入与企业美誉度有关的考评目标（如文明单位创建等）；对社会力量开展为农民工的文化服务进行宣传表彰等等。企业应从发展战略眼光、企业文化建设和一定的社会责任出发，以对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养为中心，同时对农民工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开展有助于启迪心智、健全性情的文化活动，在获取企业自身和谐的同时为社会的和谐作出贡献。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应在大力营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舆论和环境氛围上发挥积极作用，为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 第2页提供广泛的支持和帮助。

　　农民工移向城市的步伐正在加快，城市适应的的问题将越显突出。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使他们转化为高素质的市民，这是保证城市现代化进程畅通无阻的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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