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中央财政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咸丰三年至四年，中央多次下发谕旨，命令各省应该依据实际情况，自行变通，本省的钱粮部分可直接用作本省军费。 由此，开始将中央的财政大权下放至地方，湖北地方官亦对解决财政问题开始了自主性的初步尝试。

湖北历任督抚仿照中央以及其他各省的成例，或者借鉴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采取种种尝试筹集军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可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铸大钱，第二点是广捐输。由于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战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随即发生巨大的改变，列强也同时更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至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政府军费开支更是与日俱增，各地告急的折子如雪片般涌入皇宫。而朝廷的赋税收入却因统治地区缩小而减少，中国并非一个金银产出量大的国家，银铜等货币材料本就较为稀缺，再加之主要货币材料产地受战事造成的破坏，或交通堵塞、或人手不够等原因而难以运至各地。此外，腐败的毒瘤已深入清廷的网络之中，各省铸钱局实际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大多轻于规定重量，甚至直接停滞生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让咸丰帝焦头烂额。

为缓解危机，咸丰二年间，四川学政何绍基向朝廷提出了“铸大钱”的建议，他提出“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银，有其用而无弊，惟有大钱而已矣。”面对这一请求，咸丰皇帝朱批：“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实际已经批准了铸行大钱的请求。不久，朝内蔡绍络、周祖培等京官也向咸丰帝上折“铸大钱”。面对这些“铸行大钱”的提议，咸丰帝终于孤注一掷，断然实行了通货膨胀的种种措施，只要能躲过一劫、守住祖宗家业便是良法，后续问题暂且不在考虑范围内，铸大钱就就是当下的“良法”。在咸丰帝的肯定下，咸丰三年八月，中央开始铸“当十”、“当五十”的大钱。

那么这一举措的成效如何呢？据当时人描述大钱流通的情况为：“今行大钱，颇见便利，尽喜新厌旧，人情一概，及不旋蹱，弃如敝屣。”咸丰四年十月，曾国藩所率湘军在克复武汉三镇后，湖广总督杨霈省城的宝武局招募工匠，尝试铸行大钱以解决财政危急。 

纵观中国古代各王朝，在面临财政危机的过程中，以铸行大钱来挽救经济危机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举措无异于饮鸩止渴，这种变相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可以解决货币供需问题，但是不足值的货币所产生的后果，是民众对整个货币体系的怀疑，进而甚至是抵制。当时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就提出异议，出于对国计民生的担忧，他直言指出：“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敢以为千。”面对财政现状正焦头烂额的咸丰帝面对这种异见自是弃之不理，咸丰四年，又铸“当百”、“当五百”，甚至是“当千”大钱。王茂荫迅速向朝廷指出铸大钱的行为，一定会造成“物价腾踊，商民恐慌，群疑朝廷为不可信。”遗憾的是，王茂荫持正不阿的意见始终未被采纳，并且受到了“严行申饬”的打击。王本人也被调离户部，但铸大钱的后果却被王茂荫言中了，这种变相的通货膨胀必定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民间纷纷拒绝使用大钱，以抵制朝廷此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咸丰五年后，除湖北少部分地区当十大钱仍有小范围流通，但鼓铸大钱来筹钱助饷的手段基本上已经不再受青睐。 略论厘金制度对晚清湖北地区的影响(3):http://www.chuibin.com/wenxue/lunwen_2059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