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政权待士对其建国的影响
　　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士”阶层逐渐发展至鼎盛的阶段，纵观其时大抵亦士族历史。个人家世背景很为时人所看重。

　　孙吴的家世背景，与曹魏和蜀汉相比，可谓黯然失色。后者一为“三公之家” ﹑“功臣之后”，一为“帝胄后裔”，而孙坚仅吴郡富春县一介平民，陈寿言其“孤微发迹”。富春吴氏，无强大乡土势力可言，后孙坚早年离开江东，与纷扰之际征战南北，其间虽受袁术指麾调度，而于汉室多功少隙，于江东大族亦不闻有大纠葛。后孙策以逆臣袁术部曲名义东渡，用父坚余兵攻庐江太守吴郡陆康，逐汉官而居江东，陆氏宗族居其地者死将约半，陆康本人亦旋死。孙策以逆臣之师而居江东，实无名分可言，又策所率士众皆约募自淮泗，这就直接与江东集团起正面冲突，江东士众亦将淮泗集团以入侵者视之。《江表传》曰：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

　　后孙策斗传千里，所向皆破，遂据有江东。孙策初据江东，面对的反抗势力不止一端，反抗方式也不

　　尽相同。据《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载孙权初统事时局势，曰：“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此语概括了孙策死时孙权统事之初江东局势危急艰难的三个方面：

　　其一，“深险之地犹未尽从”。主要指吴地山越阻险反抗滋扰州郡，零星呼应，力量不甚强大，是孙吴内部主要军事对手。这是贯穿吴史的突出问题。

　　其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东本土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些世族人物，包括东汉名臣旧吏，他们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对孙氏入侵江东。且他们与阻险顽抗的山越互通音讯，有特殊关系，对刚草创的孙氏政权是极大的威胁，是孙氏在江东的主要政治对手。孙策对之杀伐立威，以禁仿者，毫不犹豫。这就引出了一段孙策诛戮江东英豪问题。

　　其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避乱流寓南方随孙策东渡的北士。他们本无十分诚心，加之孙策早亡，幼弟统事，不知孙氏在江东能否站稳脚跟，所以彳亍彷徨，意存观望，并未委心相随，一有危及自身利益之事，即弃主而去。

　　第一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列余下两条，分别申述。

　　孙策诛戮英豪之事，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傅子》：“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孙策平定吴会，诛戮英豪。”这只是笼统概述，应是韦昭修《吴书》时不得不有所忌讳，应而着墨甚少，陈《志》裴《注》通书所载吴会英豪见诛者仅十数人。但从《傅子》“威行邻国”一文窥探孙策所杀名宿之士当不在少数。其中史所见载遭诛戮者，应为其代表。下面罗列以孙策为主兼及孙权统事之初，以周、盛两族为主兼及其他家族见诛遭戮诸事，略加阐述。

　　 许贡 贡，汉末吴郡都尉，与北方名士许靖相友。孙策东渡时，贡任吴郡太守。据《江表传.》载策过江时，贡上表朝廷曰：“孙策骁勇，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召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表未得达，为孙策候吏所得，策以表责之，贡无言以答，遂杀贡。杀许贡只是个开端，但贡乃外籍领命官员，身死对江东局势无甚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下述周、盛家族。

　　 周昕 周昂 周日禺（日禺为一字） 会稽周氏三兄弟，于关东盟军起时，均为将守在外。三人事迹中，有周日禺攻孙坚于鲁阳，居坚之位为豫州刺史；（孙策舅）吴景攻周昕于丹阳；（孙策叔父）孙贲攻周昂于阴陵等，可见会稽周氏兄弟与孙氏父子的敌对关系由来已久，结怨较深。孙策渡江后攻会稽郡时，几乎将周氏全族尽灭。

　　 盛宪 宪，会稽人，举孝廉，吴郡太守，以疾去官。与北方名士孔融相善，融谓之“有天下大名”。许贡领吴郡，宪不见容，奔匿藏身。“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然策早卒不及加害。孙权统事，幽执盛宪。建安九年，孔融与曹操书，请以制命发使征盛宪。制命未至，为孙权所害。

　　 其他 孙权还诛杀乌程邹他、钱铜；屠嘉兴王晟族，晟仅以身免。

　　与世家大族抗拒孙氏相呼应，江东名士清谈议论、评议是非而为孙氏所杀者，亦时有发生。如吴郡名士高岱。《吴录》曰：岱见囚时，“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江东世族间本多有联络攀缘，如高岱所友八人，皆“世之奇伟”，有吴四姓之张允﹑吴兴大姓沈日昬（日昬为一字），且江东大族中与孙氏仇隙颇多，一家见祸，数家惊动。孙策锄诛异己，刑杀立威，江东一时为之震慑。

　　及孙权统事，为政较孙策多有收敛，以招延笼络贤士为主，但也有诛戮问题发生。《吴主权传》建安九年注引《吴录》，吴兴士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受孙权诘责而指权有“无君之心”。孙权度其终不为己用，遂杀之。后黄武二年，郎署暨艳﹑张温核奏群臣，丞相孙邵辞位请罪，孙权释令复职，杀艳罪温。

　　以上即为孙氏诛戮吴会英豪概略。孙氏虽有刑杀，但毕竟大权皆出孙氏，与之作对，后果可想而知。

　　同时，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处磨合后，江东大族中出现了分化，有向孙权靠拢之势。而这正是当初孙策诛戮英豪的意旨远及：不诛异己，无以正名；不清侧隐，无以立业。故孙策临死时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让孙权争取淮泗宾客及江东大族的归向，如此才能保据江东。因此宾客的去留对孙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至关重要。

　　孙策渡江之初，幕府宾客寥寥无几，《孙策传》所举，谋谟之士就彭城张昭﹑广陵张紘﹑秦松﹑陈端四人，秦﹑陈又早卒。其余宾旅寄寓之士对孙氏持观望态度，他们虽靠孙氏安身避乱，却对孙氏不加敬重，没有君臣之分，更不用说入孙策幕府为孙策所用了。《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道士于吉往来吴会，人多事之。策尝集会诸将宾客于郡城门楼上。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诸将宾客当着主子的面下楼趋拜一道人，虽有宗教信仰方面原因，但也反映宾客“以安危去就为意，无君臣之固”，他们委孙策于不顾，其对孙氏权威的不尊重可想而知。故“策令收于吉，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得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

　　时值曹操举贤招士，江东宾客多有脱孙归曹，返归乡里之势。如徐奕、王朗、陈矫等，他们皆为避乱江东的士人官吏。

　　如此，面对宾客们以去就为意，仰归正统的情绪，造成孙氏时局的艰难，故孙策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期待孙权，孙权也力求缓和与宾客们的紧张关系，招聚他们以巩固江东的统治。

　　已如孙策所言，孙权统事不久之后，的确收到了孙策所期待的作用，原先在孙策时蛰居不出的许多宾客们也归心孙权。《吴主传》曰：“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且张昭、周瑜在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张、周本皆淮泗之人，张昭受孙策托孤顾命辅弼孙权，任长史；周瑜本自故旧，为中护军，“时权位在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惟瑜独尽敬而执臣节。”张昭、周瑜广泛团聚宾客豪俊，共持危局。江东局势渐趋稳定。

　　他们两人所形成的文武结构，加之孙权的礼贤下士，具有吸引宾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纳他们的能力。宾旅之士归心后，孙吴统治基础扩大，根基大为稳固，这样，便能更为广泛的吸收江东士人参与到孙吴政权中，逐渐增加他们在政权中和军队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淮泗集团与江东集团的隔阂，为孙吴的转折以至建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孙氏诛戮吴会英豪后，孙权除了亟于吸收宾旅寄寓之士保全江东外，还不得不考虑如何消除江东大族的隔阂顾虑，取得他们的支持，以图长治久安。

　　孙权吸收江东士族，主要为吴四姓，即顾、陆、朱、张，史称“陆忠顾厚张文朱武”。孙权吸收吴大姓为己所用，起初只是作为淮泗人才的补充之用。到建安末年淮泗人才凋零，孙权才不得不转而让江东大族接替淮泗文武的班子。最初孙权经营江东，文武显要之职全掌于淮泗人才之手，东吴四英将中，除陆逊为江东四姓外，其他人皆为淮泗将领。后孙权任陆逊为吴军上游统帅，督统诸将，是举江东世族于大任的转折点，亦为吴国建国的关键一步。

　　陆氏在陆逊之前，已为吴郡数一数二的大族。陆逊祖父陆康即领庐江太守，后遭孙策诛灭，子孙逃回吴郡。后孙权统事，陆氏嫡宗陆绩为论文范文http://www.chuibin.com 孙权宾客，但多次公然言语反抗孙权，仇视孙氏。孙权不得不将其贬谪，后于建安二十四年死于徙所。而历经苦难，力图振兴陆氏的陆逊则不然，他自敛锋芒，谨事孙氏，且与淮泗集团多有来往。后陆逊代吕蒙居上游统帅之任，又在夷陵之战中以其才能服众，以胜利巩固了地位，以业绩赢得了孙权的信任。过去孙氏迫害陆氏宗族、诛戮吴会英豪所造成的严重隔阂状态，随着陆逊崛起所带来的微妙变化，从根本上消除了孙氏与江东大族的隔阂。陆逊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跟着上游武职的地域性荐代更替而来的，就应为当轴文职的地域性更替了，这一任务也落到了吴郡大族手中，落到了顾氏身上。

　　黄武四年顾雍拜为吴王丞相，江东大族遂居首辅之任。孙权的第一任丞相是淮泗人孙邵。孙邵死，本应由众望所归的张昭为相，而权擢拔顾氏，自有恐张昭德重难制，对集权构成妨碍之虑，又有用江东大族补充淮泗凋零人才及后期须依靠江东大族经营江东之意。顾雍拜相，相比陆逊任上游统帅之事晚了好几年，想必文武的地域化更替应比武职要复杂一些。顾雍任相，史载业绩不大，值得注意的就是为孙吴政权举用人才，《三国·吴书·顾雍传》曰：“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逆莫。”这样一个无特别才能，能照孙权之意任贤举能，同时兼有强大本土势力的人做丞相，对孙权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自此以后，孙吴大权遂由江东尤其是吴四姓所掌握，孙氏与江东大族渐趋联为一体，在长期复杂的内部斗争渐趋消失后，孙权终于在公元229年登基称帝，开创了建制逶迤良久的吴国。

　　孙权十年八年之间急速的扶植后来在江东历史上长久起作用的吴四姓，培育了一批文武治世的有用人才，但这也为后世大族把持朝政﹑腐败政治提供了土壤，是覆国主要原因。但于孙权之世，他总体上把握住了大势所趋，并做了正确且重要的变措，稳定发展了孙氏政权。只是后世子孙未能因循改制，“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终至破灭。权曾曰：“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