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聊斋志异》科考人物形象
[毕业论文关键词]《聊斋志异》 科举制度 蒲松龄 书生 帘官
在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历史中，《聊斋志异》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也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作品。“从此，再也没有人站在蒲松龄的肩上继续向上攀登了。” “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清初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 可见，《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学术研究价值。近些年，关于《聊斋志异》的研究日益丰富，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作者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创作思想、创作动机；《聊斋志异》的主题、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研究等等。关于《聊斋志异》中以科举为题材作品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科举主体，即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物为研究载体，包括科举人物的行为意识，思想意识等等。笔者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聊斋志异》科考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一、蒲松龄和科举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科场和官场的关系极为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文护封建统治的支柱。但在清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蜻蜓点水似的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很多，集中批判科场的作品则比较少，大都只是在有些作品中顺带触及其中的某些黑暗现象。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著作，《聊斋志异》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其中科举题材更是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段启明在《文学的独创性原则——<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艺术和思想》中提到“真正反映科举制度、科举问题、科举黑暗的，蒲松龄是第一人。”
科举是分科考试以选拔人才的意思。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取士制度，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共有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科场是通向官场的主要途径，它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在科举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隋以前，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方法，在汉代有所谓的“征辟”与“察举”两种。这种方法至汉末已经无法发挥其效用，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的情况。魏晋南北朝，主要采用所谓九品官人法，这种办法似乎比完全靠地方官选拔人才要细致标准一些，但因负责品评的权利为“著姓氏族”所垄断，他们凭门第高低去圈定人们的品级，从而出现了“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的压抑人才极不合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便应运而生。实行开科取士，凭考试成绩选拔人才，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虽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在成绩面前真正人人平等，但毕竟有了一定的客观标准，有利于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桥梁走上参政的道路。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科举作为一种为巩固封建制度而培养人才的手段，从一开始便带有难以克服的先天性弊病。到了明清两代，这些与生俱来的弊病和后天性的失调加在一起使得科举制度逐渐堕落成为禁锢思想和扼杀人才的制度了。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自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蒲家庄人。蒲松龄的一生与科举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其父蒲槃，自幼习读经史，可是二十多岁还没有考取秀才，于是蒲槃改而经商，经商之余，他仍不忘钻研经史，因此学问渊博。蒲槃一共有四个儿子，蒲松龄排行老三，他生性聪慧，经史文集一看就能明白，又勤于攻读，所以深得父亲的喜爱。他的科举历程，起初是十分顺利的。顺治十五年，蒲松龄刚刚十九岁，第一次参加考试，便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受到当时考官山东学政施闰章的称赞，称他的文章是“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 初试得志，蒲松龄更加踌躇满志。无奈，命运弄人，屡试乡试不中。康熙八年，淄川人孙蕙就任宝应县知县。第二年，他聘请蒲松龄去给他当幕宾。在孙蕙幕中，他的主要任务是代孙蕙作应酬文字，比如起草书信、呈文、告示等等。但是康熙十年的秋天，他就辞幕归北，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幕僚生活。此后，蒲松龄就开始了教书先生的生涯。虽然生活困窘，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科考。在他49岁时，参加应试，文思如泉，不料试卷超过了规定的字数，等到他意识到这点时，已为时已晚。对于这次的经历，他这样写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水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呼？” 我们可以窥见他极度绝望的心情。三年后再试，第一场十分顺利，不料第二场却因病未能考完，就这样“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蒲松龄的大半生都挣扎在科举这条道路上，直到年逾古稀，才援例入贡，成了一个贡生。科举成了蒲松龄最重要的人生课题，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在入贡的这年春天，县里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和他的朋友张历友、李希梅被大家公推为乡饮宾介。这三位老人，年青时都立志要一起博取功名，而现在头发全白了，却仍然是三个白衣书生。面对眼前这种情景，蒲松龄百感交集，无限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忆昔狂歌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这也是蒲松龄对自己一生追逐功名的辛酸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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