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拜金女形象(2)
当然拜金女产生与历史时代背景也密切相关。《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时战乱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男性想要求生已经很难，更别说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时代逼迫她们费尽心思寻找生命的稻草，她们或是出卖才艺或是出卖身体来辨别和寻找能给予她们经济支持的男性，渡她们走出死亡的边缘。张爱玲笔下的拜金女，如：白流苏、葛薇龙、曹七巧，她们生存的地方在香港或上海，这两地是当时中国最殖民化的地区，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汇的场所。西方商品经济的入侵和资本至上的思潮使女性对金钱更加渴望和崇拜，这些女人除了用金钱得以文生外，还奢望绮丽华美的外在，使她们能狂欢于十里洋场，获得众星拱月的满足感。乱世中，她们躁动不安，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茫然无措，她们太过渺小，不可能与国家同生共死，况且她们恐惧于死，只想活着。生命遭受威胁，亲友流离奔逃，她们心无所系，不安定感使她们渴望立足，找到靠山。于是她们不遗余力地上位，对金钱穷追猛打，以此来忘记社会飘摇带给她们的不安与痛苦。
（二）爱玲与“拜金女”的渊源
张爱玲塑造的拜金女形象，大都基于其自身经历。
张爱玲打小起就一身俗骨，爱钱如命。她的姑姑说她周岁时在漆盘里拣选东西，以预将来志向所趋，她拿的便是小金磅。她反感父母对钱伪装的不屑，厌恶他们的清高，走到他们的对面，直言不讳自己对钱的热爱。“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2]她自身就是拜金主义者，所以小说中的人物难免带上她自己的价值色彩。张爱玲虽没吃过钱的苦，却受过钱的委屈。自十吹冰岁以后，她便成了不名一文的穷孩子。为支付钢琴教师费用，她向父亲要钱，父亲一声不吭抽着大烟，她站在烟铺前，很久得不到回答，只好默默离开。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离跟着母亲，此时母亲的财富已所剩不多，还要给她请家教，多少有些压力。没过多久，她就发现母亲的家也“不复柔和了”。“在母亲家中她不像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3]她越来越认识到钱的重要性，钱能让她随心所欲，不再受尽冷眼，因此她开始自谋生路。她画了一幅漫画，投到了英文大美报上，得到了五块钱稿费，捞得了人生第一桶金。此后，她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或是拿起笔杆子当职业作家，自力更生。基于此，她明白即使富家小姐也难免为金钱负累，更不用说那些千千万万的中下阶层女人，她们饱受没钱的折磨，或者因为没钱糊口冻饿而死。她悲悯这些女人，她们没有谋生的途径，人生必然凄苦。她用现实而冷峻的笔调记录她们在金钱路上的挣扎，勾勒出她们的悲剧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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