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生活态度(2)
余华是90年代转型较为成功的作家之一。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面对社会的巨变，他试图寻求新的创作方式和写作内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余华的《活着》就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品。他用最冷静的笔触将一个充满故事和韵的老人——福贵带进了人们心中。在读者看来，《活着》就是一个老人在田间讲述的有关自己一生经历的人和事，没有波澜壮阔的描述，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活着》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余华在不经意间给读者抛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深刻命题，让读者自己窥探福贵的内心，审视自己的心灵。作者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写作内容符合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可以说福贵是在作者洞察了时代变化后，由作者和时代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平凡的英雄。
(二）全新的创作思想
90年代文坛的动荡对余华创作道路的革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开始思考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正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自己就了解世界。 p1余华是一个以暴力、冷酷、残忍著称的作家，却凭借温情十足的《活着》再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线，时间是唯一可以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在时间的洗礼下，余华认识到写作中遵循内心、善待世界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是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3 p3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余华开始尝试新的创作道路，这样一部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活着》便是作者新思想的创作实践。
作家的写作灵感也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家的写作灵感往往会被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所激发，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就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也不例外 ，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表达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民歌《老黑奴》直接推动了福贵的产生。
作者将自己全新的创作思想和情感都倾注到福贵的身上。在福贵身上，他希望从人们能感知对待苦难的承受能力，感受到沉积着的顽强的生命力，发现福贵对待残酷世界所闪现的人性的光辉。福贵的形象给90年代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生活的范本，唤醒了人们沉睡而迷茫的内心。苦难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拥有一颗温柔对待世界的心显得尤为重要。
（三）典型的场景设置
余华很明确的说过，希望通过主人公福贵表现出人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因此只有将福贵置于极端的生活场景中，苦难的反复发生才显得合情合理。如：做了手脚的赌场，枪林弹雨随时都会丧命的战场，荒谬至极的大跃进炼钢时代，天天都会饿死人的三年饥荒时期，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文革日子。 我们来看看作品中的几个典型场景。一是赌场。在赌场那个本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愿者上钩的地方，无论对方用多么奸诈的诈骗手段、无论遭受了什么不公的待遇、陷入了多大的骗局中，都只能认罚。中国自古就有赌债必还的道理，在这样的环境中，福贵的倾家荡产成了必然。二是战争。战争环境的恶劣自不必多说，说不定在无意识中就会失去性命，加上在那个医疗水平低下、医疗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就算有生还的希望，“活着”也是件难事，死亡就是战争的主要构成部分，对福贵来说死亡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三是自然灾害与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人们生活最黑暗的两个阶段。在草根树皮都被挖光的三年自然灾害里，饥饿是人们活着最大的威胁，季羡林先生对于饥饿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如果有人向我的嘴里投掷热铁或是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他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不去管那样多了。” 至于文化大革命，季羡林先生将有关文革的文章都归到了“我去过的地狱”一章中，他也曾用“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来描述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地狱”和“血”都能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与死亡、受难、残忍等有关的事情，生活在那个人人疯狂的文革时期本就是充满苦难的。小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无时无刻不氤氲着苦难的氛围，在那个时代，生活本来就是一件悲苦的事情，更何况福贵还经历了自己家庭的苦难，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福贵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显得合理却又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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