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七巧析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

选修课,洪台文学:悲七巧析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

《金锁记 》是张爱玲四十年代的一部中篇作品。它描写的是一个有着不幸的婚姻遭遇的女子曹七巧以青春的欢乐作为惨重的抵押,戴着金钱的枷锁在压抑苦闷中煎熬以至于心理变态的故事。作品大约从民国初年写起,其时间跨度达三十年,详尽刻画了主人公曹七巧心理变态的发展过程。作家通过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使读者看到人性恶的一面。
   
中国历来是一个注重血缘伦理关系的文明之邦,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观念。“人性善”观念认为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情爱。然而在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中所展示的却是另外一种风景,那就是人性恶。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苦命的“恶女人”。社会和命运剥夺了她占有金钱、满足情欲的权利。这种欲望反而变得近于疯狂,并扭曲了她的心性,使她每每在抓向幸福的时候反而推开了它,也使她或不由自主或处心积虑的打杀儿女仅有的一点正常人的生活。张爱玲看她,好像布封观察蜘蛛,目光冷静而充满悲悯。曹七巧先是一个满心焦虑、到处讨好却反而到处讨嫌的碎嘴媳妇,然后是满心戒备、偏激多疑的守财寡妇,最后她成了连儿女的婚姻幸福都要妒忌,都要迫害的恶毒妇。像这样锁在金钱和情欲中的清醒的疯子,杀人又兼自杀,可怜而又可恶,归究其主客观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男权社会中男性压抑女性的生存形态和中国传统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是造成曹七巧人性恶的主要原因。

   
女权主义批评家威海姆.瑞奇曾指出: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传统文化所铸就安排的性别类型和位置,决定了男性世界的樊篱始终积习难改的缠绕羁绊着女性。社会是男性的社会,男性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了男性社会的种种组织形式,编织了男性社会的种种关系之网,从而占据了社会存在的绝对优势。曹七巧其实正是作为一件祭品,献给了一个象征男权中心的文化世界。畸形的婚姻使那个原先自由泼辣的麻油店的小姐从此陷入自卑、多疑、压抑的泥潭,逐渐被黄金的枷锁锁住,乃至反过来从子女身上进行变态的清算。这是男性压抑女性自然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造成曹七巧人性恶的客观原因。男性压抑女性的自然体,已行使父权的兄长把七巧嫁给了残废的贵公子,七巧的肉体当作商品去做交易,用其血肉之躯换取冰冷的金银珠宝。七巧的物化是金钱交易的结果。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牢牢攫住经济大权,为了起码的生存,女性被金锁锁住,金钱婚姻使七巧物化、俗化、非人化,这金钱婚姻在十里洋场文化的滋养下更加繁盛。当我国封建主义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租界这一特殊境地上浊流相汇、污泥掺杂时,便孕育了我民族生活中一种精神病态。人们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东方伦理道德和传统婚姻观念的固化状态,体现在封建家长制中与资产阶级的铜臭欲达到了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人的心灵从而被蛀蚀、被毒化,在“存天理,灭人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七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兄长考虑的是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是她的爱情与幸福。七巧与姜二爷仅有的一点夫妇之爱,也只是客观的义务,婚姻的附加物。可以说七巧的“物化”主要是女性在“性经济”层面上的异化。把女性的自然活动定向为纯粹的生殖活动,把女性仅仅当作生产生命的机器。七巧的价值就在于为姜家传种接代。七巧嫁给姜家二爷,求得生存,是一种女性的依赖性,掉进了男性为自己生命支柱的心狱。然而,女性在被迫“物化”的同时,又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维护着男权社会的井然秩序。她们不敢表露自己的快乐与悲伤,不敢表白自己的憎恨与爱恋,更无法将自己丰富的情感对象化,无形之中她们对“物化”产生了认同。所以给七巧的婚恋生活带来苦涩和不幸的,并不仅仅是法律上婚姻自主权的缺少,还有她的拜金主义婚姻观和她在经济方面的窘境等因素。因而,这桩婚事虽是其兄长一手安排的,但七巧并没有对这桩婚事进行竭力反对。婚后庶民出生的七巧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姜家二少奶奶,但是封建主义婚配讲究门第,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七巧正是姜公馆主仆们的蔑视下,在对金钱的强烈渴望下,她的自然情欲彻底的物化,在兽欲和习俗的双重压力下,不可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一切语言,一切行动,一切思想都不自觉的粗陋的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七巧虽然明白“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是她仍然要带着黄金的枷锁去杀人和自杀。。

   
自从曹七巧嫁到姜家开始,她的心里就不舒服,总觉得社会太不公平,内心痛苦难以言说。她喜爱说长道短、无事生非--这是一种消极的畸形的排遣内心痛苦的方式。七巧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和刻毒,她常夹枪带棒的挖苦别人,以言语上的挑衅获得暂时的满足。她嫉恨新婚的三少奶奶兰仙,又挑唆老太太早点将二小姐云泽嫁出去,还造出一些谣言,气得云泽躲到后房里大放悲声。从这里,我们已分明的觉察到,曹七巧的人性恶已露端倪。
   
在姜公馆,上上下下都因为七巧的出身低微而瞧不起她,守着一个残废的男人朝夕相处,七巧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在长期的煎熬中,心理不断走向变态。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而她也只能靠掌握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有了钱,姜家可以买她;为了钱,她的亲哥哥将她卖给了一个残废;想要钱,兄嫂一次次登门看她。为金钱所点燃的欲望驱动着,她开始疯狂的忘我的积聚财富;而欲望之火也烤干了她人性中逐渐泯灭的脉脉温情,直至耗尽她所有的精力和生命。七巧苦苦的熬着,熬到分家的那一天,熬到她可以凭借手中的钱对别人指手划脚的那一天。她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金色的梦里。在这个金光灿烂的梦中等待未来,而她原本善良的一面也就慢慢的被金子磨灭了,磨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一个疯狂的守财寡妇。当挥霍无度已破产的三爷姜季泽主动找上门来向七巧倾诉他的“爱情”的时候,七巧再一次展现出了在情欲面前也不动心的冷酷心理。当她得知姜季泽不过是要算计她的钱时,她终于大怒了,并疯狂的撕打季泽。曹七巧的人性恶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体现。及至当七巧的亲侄子曹春熹上城找事,耽搁在她家的时候,她也总疑心侄子是爹娘设计来图谋她的钱财的,于是叫女儿长安来训话:“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七巧如此偏激猜疑,正是她人性恶的又一表现。

   
更为变态、更为疯狂、更为阴狠毒辣的故事还在后头。七巧的命运本是不幸的,但她并不从自身的不幸中滋生出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确切的说是她亲身儿女,而且也只能是她的亲骨肉,因为那是她所唯一能接触到的人,的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曹七巧人性恶的最深刻之处就展现在她与儿女媳妇的冲突中。他的儿子长白跟季泽学会了堕落,使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慌。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要长白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取乐。曹七巧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任何别的女人快乐。媳妇终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悸的母亲啊!

   
七巧自然也不会放过女儿长安。这个瘦弱的忧郁的女子,三十岁时与留洋归国的童世舫恋爱,这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火花。但在她狡诈阴鸷的母亲的恶毒的讥讽、挖苦、虚设圈套的谎言下,很快就熄灭殆尽.长安从此断绝了结婚的念头,在常人的眼里,家庭应该是温暖的所在,是人开放与获取感情的居所。作为母亲,对自己的亲身女儿应有一种天然的情爱,然而人类最崇高神圣的母爱,在曹七巧身上已泯灭殆尽。没有良知,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有的只是歹毒残酷、变态无耻。其人性恶的强度和张力达到了极致。

   
透过曹七巧人性恶的背后,作品中分明也写出了她对自己十八九岁做姑娘时的美好回忆,而她一旦进入男性社会之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苍凉可怖的人生图景。曹七巧何以由一个女人而成为女奴,由女奴而成为女畸人、女虐待狂,其中内在的原因,即中国旧式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对于由其兄长一手安排的婚事,小说中从没写七巧马到成功这桩婚事的竭力反对,相反多写她最彻底的承受了所有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的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
   
在这个公馆族中小心翼翼的过日子,守着一个患骨痨的残废的丈夫,在无爱中殉了阴沉沉的名分与礼防。竭力压抑着她的情欲,始终兰花没有正常的疏导和合理的发泄,她个人本能的要求在其丈夫和三爷姜季泽那儿都得不到满足,而作为传统的女性的七巧又不能去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慰籍,只能独自在情感的荒漠中漫无目的的奔跑,即使在死了丈夫和婆婆之后,七巧有了钱,挣脱了家族势力的束缚,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之后,她也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和爱情,过去许多有论者认为,是黄金的枷锁和情欲的不能满足导致了曹七巧人性的异化,她由被锁者变为锁人者,实质上最根本的还得追究主人公所体现的心理意识层面,即人生沉稳的层面--作为旧式传统封建思想浸染下的女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鲜活的生命日渐憔悴,充实的心灵日渐枯萎,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七巧身上多的是顺从被束缚,受压抑,少有抗争,求解放和个性的张扬,她丝毫呼吸不到半点反传统的新鲜空气,从而去完成像五四新女性那样的个性解放,去大胆追求个人的婚姻幸福,寻求新的人生道路,如果是这样,情形也许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曹七巧也便不至于一步步走向疯狂,更不至于去逼杀媳妇,毁灭儿女的情爱。

   
由此可见,曹七巧的人性恶的显现是男权社会对她的迫害以及自身宿命论意识的驱使下的必然结果,她对男性社会的大胆叛逆和极端的自我保护、自我的压抑最终导致了自身人性的沦丧。
   
曹七巧的故事必然会结束,然而她留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却永远不会消失。曹七巧是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曹七巧人性的扭曲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强烈地揭露了冷酷的封建性所造成的人性泯灭的巨大阴影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荒诞混乱。我们也可以从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中看出她的无奈与悲哀,她对美好世界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与迷失,这样一位乱世才女,连同她那独具个性的文章必将成为后人心中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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